智能治理韩文龙：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三重结构与演化趋势

来源：亚赢app    发布时间：2024-11-09 16:03:48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生产的全部过程的融合互动，形塑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数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智能劳动结构、收入分配是支撑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三重关键结构。在数据生产资料的“圈地运动”之后，数据为资本所主导，体现为数据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关系、数据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数据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处置关系等三维产权关系。人工智能重组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再造了资本主义劳动结构、重塑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促使新的劳动体系逐渐形成。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表现出智能机器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收入的极化、高技能劳动者与普通劳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大型智能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利润收入的极化、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智能鸿沟的深化四个方面的新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智能经济的转折性发展不仅使人们进入智慧生活状态，更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革、智能化升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生产的全部过程融合互动，塑造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中，数据是支撑智能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劳动是智能经济的重要内容，分配、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此相适应，数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智能劳动结构与收入分配的三重结构成为支撑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运行的关键。这是因为：第一，进入AI时代，数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关键生产条件的支配使用关系、核心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关键生产资料与核心产品的处置关系；第二，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使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发生变迁，劳动结构的再造决定了劳动主体、劳动内容的显著变化，劳资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则伴随权力结构与隶属关系内容的变化；第三，收入分配是数据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分配结果最大化偏向资本是资本家推动发展智能经济的目的。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尽管在三重结构的支撑下，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但是并不能由此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一系列衍生矛盾，而这些矛盾蕴藏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新趋势之中。

  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突破性发展的关键，其积累过程依赖于平台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数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在数据生产资料的“圈地运动”之后，数据为资本所有，并体现着三维生产关系：数据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关系、数据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数据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处置关系。

  面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 “黄金时代”结束、资本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的窘境，资本曾试图通过转变制造业发展模式、发展互联网新经济、投资房地产等多种途径谋求利润率的回升。从某一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些努力大多失败了，但是却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面对制造业、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多个行业的不景气，资本具有继续谋求获利新途径的主观动机。在主客观条件的一同推动下，资本转向了平台经济。

  起初，平台经济是作为新模式和新业态而发展，依靠广告等商业资本收入、新劳动形态创造的数字财富、数字劳动工资的降低等获得利润。随着各类平台在实践中的发展，资本很快意识到，数字平台经营本身并不是最有利可图的，依靠数字平台占有数据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数据生产资料，才是平台经济的关键。在数据生产资料的众多作用中，训练人工智能，发展智能经济最为关键。

  人工智能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发展几经波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网络与平台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数据处理能力、神经网络架构等不断取得新突破，机器的智能学习能力不断的提高。AI在海量数据生产资料的“喂养”和模型训练下迎来新的时代。1997年，国际象棋计算机“深蓝”战胜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是因为其经历了70万份大师对战数据的训练；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是因为其学习了数百万盘职业棋手的对弈过程；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GPT-4能够以高分完成写论文、写代码等创作活动，是因为其进行了基于13万亿份数据的预训练。随着人工智能资本化程度的提高，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在占有关键生产资料——数据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发展人工智能经济，才能给资本主义带来实质性改变。于是，资本深度布局平台经济，以平台经济扩张与垄断开展数据生产资料“圈地运动 ”。

  这一“圈地运动”主要发生在21世纪，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1世纪前20年，此时的数据“圈地”主要体现为主要数字平台的业务多元化拓展。例如谷歌分别于2006 年、2014 年收购了YouTube、NestLabs；脸书分别于 2012 年、2014年收购了Instagram、WhatApps；微软分别于 2016 、2018年收购了LinkedIn、GitHub；亚马逊于2017 年收购了美国全食超市。第二个阶段是2020年以来，这一时期的数据“圈地”主要体现为主要数字平台的跨国扩张。2020年全球前五的数字平台企业占据全球市场60.4%的价值总额，2021年其市场占有率增长至69.7%。2022年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但主要数字平台企业国际业务规模仍保持稳中有升，2022年全球前十的数字平台企业国际业务规模同比增速超5%，全球前五的数字平台企业除亚马逊外，其余国际业务占比均超过 49%。通过发展平台经济，资本隐蔽地进行了数据生产资料的“圈地运动”，掌握了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所有制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使用），在此基础上，所有者能够占有和分配产品与收益，并对生产条件与各种财产拥有独立处置权。在数据生产资料归资本主义私人所有的条件下，资本就掌握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可以概括为数据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关系、数据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数据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处置关系三个维度。

  数据生产资料归资本主义私人所有表明了资本对数据生产资料最高的、排他的占有关系，进而决定了资本对数据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使用权，同时也决定了直接劳动者与数据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资本剥夺、占有数据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过程，也是劳动者与数据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数据生产资料的可复制性决定了因资源的稀缺性而产生的排他性并不存在。虽然消费的人在娱乐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因不具备目的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产品，但这种数据却是智能经济生产得以进行的劳动资料。数据的原初生产者应该享有数据的支配权、使用权。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台企业独占而非共享数据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使用权。这种数据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关系是数据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在生产活动中的落实，具体表现为资本拥有数据生产资料的加工使用权或数据生产资料经营权。通过这种占有关系，保证了资本对智能经济生产条件的支配与使用，来保证和实现了私有制企业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数据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由其占有关系决定。对数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是数据资本所有制的逻辑起点，对数据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则是数据资本所有制的必然结果，而数据资本所有制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就体现为对数据产品这一劳动成果的占有和分配。从数据产品的占有关系来看，资本支配和使用数据生产资料等劳动条件的最终目的和直接后果是占有劳动产品，更进一步说是占有剩余劳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财富仍然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特别是高质量数据商品以及由数据驱动的智能商品的堆积。数据商品的特殊性在于，不仅其自身是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财富，其对AI产品及其他财富的创造也颇为关键。从数据产品及其收益的分配来看，在数据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下，数据产品的分配性质必然也是偏向资本的，数据生产力和人工智能经济的巨大发展及其成果主要被装入资本家而非劳动者的口袋。

  在数据资本所有条件下，资本家拥有对数据生产资料与数据产品的完全的处置权。资本家决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集、传输、存储各类数据资源；对于采集到的数据资源，资本家既可以将其打包出售给专业大数据公司，又能自行制作结构化数据产品；对于数据产品，资本家可以决定是出售还是用来改善自身商品或服务，抑或是用来训练和发展人工智能。此外，资本家也可以将这一些数据生产资料作为资产，用于提升自身信誉、进行或是出租。与此相反，劳动者则无权干涉资本家对数据生产资料和数据产品的处置。因此，尽管劳动者才是数据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但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下，“应然”终究不同于“实然”，资本在平台经济的掩映下占有和攫取了这种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进而在数据生产资料与数据产品的处置关系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尽管具有多种处置方式，但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时代，数据生产资料和数据产品的突出作用大多数表现在算法优化、模型迭代、智能产品预训练、经济数智化转型等方面。

  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体现为重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再造资本主义劳动结构、重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

  人工智能嵌入并颠覆性重组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使类脑智能设备成为新型劳动资料、智能劳动者成为新型劳动者、智能平台成为组织劳动过程的“智慧大脑”、复杂劳动成为主要人类劳动内容。

  人工智能革命的“核心是以AI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近年来，随只能技术的进步，类脑智能设备初见端倪，其原理在于借助类脑芯片、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将深度学习技术与类脑结构相结合，从而将类脑计算纳入人工智能模型，使机器像人一样进行思考、学习等。类脑智能设备使“无人工厂”“无人驾驶”等无人场景具备了现实性。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无人工厂”“无人驾驶”等无人场景不可能真正无人，因为在每个智能设备的背后都隐匿着指数倍于简单劳动的复杂人类劳动。

  智能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人工智能研究者、设计者、管理者和操作人员等智能劳动者对软硬件设备、算法系统等的开发、维护、创新和升级。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到智能经济的高级阶段时，智能劳动代替数字劳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态，智能劳动者也就替代数字劳动者成为新型劳动者。智能劳动者借助智能劳动资料进行创新创造等活动，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成为整个智能劳动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要素。

  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中，数字平台升级为智能平台，成为组织劳动过程的“智慧大脑”，可以被用于组织数字产品研究开发、制造工艺规划、精益生产、能源和采矿业、智慧城市建设和车间调度等多个劳动过程。相比于传统劳动过程，智能平台所组织的劳动过程更加“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问题的自主诊断、自我发现和自动优化。在智能平台的组织下，前述劳动过程能够直接进行预先模拟、及时监控、实时优化和预先验证，实现生产智能化与管理精益化。

  在人工智能部分取代人类智能的趋势下，人类劳动被迫进一步升级和复杂化。首先，与19世纪制造技术取代成熟劳动力、20世纪中等技能工作空心化不同，AI将取代大部分低技能职业，被取代的低技能工人为寻找新工作，将被迫提升技能；其次，智能机器、智能平台还呈现出替代城市中高学历、高收入行业中劳动者的趋势，被取代的复杂劳动工人将被迫逐步提升劳动的复杂性。面向类脑智能芯片研发、尖端算法开发、前沿模型优化、量子计算科学、大数据分析等的复杂劳动将成为人类主要劳动内容。

  人工智能使资本主义劳动结构得以再造，大多数表现为智能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占据主体地位、创新创意劳动代替常规劳动占据主体地位、精神生产劳动代替实体性劳动占据主体地位。不同于自动化技术主要替代机械性劳动，AI可以执行部分非程序化劳动，还可以模拟和替代部分情感劳动。虚拟数字人元宇宙、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表明，人工智能还可以独立从事部分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智能机器劳动以具身智能劳动和类脑智能劳动两种形式替代人类劳动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伴随智能经济和数据资本所有制的发展，这种替代程度慢慢的升高，最终将导致智能机器劳动的比例超过人类劳动的比例。有研究表明，美国47%、芬兰35%、德国59%、整个欧洲45%—60%的就业岗位将面临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将重塑劳动力角色，随着程序性劳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创新创意劳动的人类优势或将凸显。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基于数据所进行的自主学习与思考，实际上仍然是遵循过去的经验和逻辑，而更多的创新创造创意活动跳出了过去的路径依赖与思维限制。和AI相比，人类智能具有更强的进化性，在更深层次的思维创新、内容创造、艺术创意等方面无可替代。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使创新创意劳动代替常规劳动成为占主体地位的人类劳动。

  人工智能作为“精神生产资料”将大大激发人类的精神生产力，在催生人机协同、人机交互与人机共同体等新型精神内容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人类精神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人类的需求高级化，由物质产品更多地转向精神产品。在主客观条件的一同推动下，人类劳动者将以自己独特的主观性、创造性、目的性和思维批判性持续创造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新艺术作品，推动形成大量新的科技、艺术、哲学成果，在利用精神生产劳动创造大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促进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更新与进步。由此，精神生产劳动将代替实体性劳动占据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将引发整个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变革，使固定雇佣关系转向弹性算法关系、人机交互关系转向脑机融合关系、“具身化”实际隶属关系转向“离场化”实际隶属关系、紧密协作型竞争关系转向松散协作型竞争关系。

  随着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到智能经济阶段，劳动资料的智能化、生产组织的平台化、劳动过程的远程化达到了最大限度，资本将越来越不需要大量雇佣工人。为最大限度节省可变资本，资本家必将借助智能平台在全世界打造一支超级灵活、按需应变、随时解雇的劳动大军。因此，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中，基于智能平台和算法的弹性雇佣模式将取代以合同制为代表的长期固定的雇佣模式，劳动关系将由固定雇佣关系转向弹性算法关系。

  智能机器作为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关键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据此，人机关系本质上是以机器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伴随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人与智能设备可通过脑到机、机到脑、脑到脑三种方式实现直接融合，人机交互关系转向脑机融合关系。在脑机融合关系中，人类大脑和AI设备直接进行信息的交流、传播与共享，劳动者的情绪、观念、想法被智能设备感知、传递，智能设备的信息、知识随时强加给劳动者。由此，劳动者由于先天的智力水平限制而无法继续提高的劳动强度被进一步释放，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的应用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在相对剩余价值提高的基础上逐渐增强，劳动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这种实际隶属关系需要劳动者固定在工厂内劳动，是一种“具身化”的实际隶属关系。在智能经济时代，智能机器体系的应用使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在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比，这种实际隶属关系更强调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无需劳动者固定在某个工作场所。由此，“具身化”实际隶属关系转向“离场化”实际隶属关系。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协同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愈发松散化。而这种结果正与马克思的预言方向一致——社会要消灭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而只存在生产力维度的分工，即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已经蕴含一些其自身将被取代的因素，预示着“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智能机器体系的采用将导致规模更加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将更激烈。由此，协作性和竞争性均较强的紧密协作型竞争关系转向协作性较弱、竞争性更强的松散协作型竞争关系。

  在智能生产体系下，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结构最重要的包含智能机器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收入的极化、高技能劳动者与普通劳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大型智能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利润收入的极化、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智能鸿沟的深化等四个方面。

  所有制决定产品和收益的分配，占有智能机器就占有了智能经济最关键的生产条件。尽管劳动者也可能在智能经济中占据部分物质生产资料，例如手机、电脑等硬件设备，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占据数据、算法、智能机器等关键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智能经济终究只是资本家阶级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利器，智能机器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必将趋向极化。收入分配极化的途径主要有二：其一，人工智能通过劳动者之间的同质化加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劳动力价值向剩余价值占比增加；其二，人工智能通过大规模替代工人产生工资下降效应。由于途径一与机器体系的应用类似，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详尽说明，这里重点讨论途径二。有研究表明，A与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1.9，恰好落入引入机器人会降低劳动力工资的替代弹性1.7—2.1区间。智能机器对劳动者的较强替代性造成了劳动者贫困的政治性加强。一方面，被替代的低技能劳动者成功更换职业的难度较大，新知识新技能等的额外学习成本内在地压缩了工资份额。另一方面，一部分学习能力较弱的劳动者，常常被迫失业或从事临时工作，整个劳动者阶级的工资份额进一步下降。与此相反，资本家则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质量改善、资本周转时间缩短，进而获得更高额的利润，其结果必然是智能机器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收入的日益极化。

  尽管智能经济会通过部分劳动的同质化而缩小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这一缩小差距的趋势却远不及另一项扩大差距的趋势迅猛。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将导致劳动方式与就业岗位发生结构性变化，催生诸如AI算法工程师、大数据挖掘师、大数据架构师等新的高技能劳动岗位。这些新的高技能劳动者作为关键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由于其稀缺性和对资本获利的硬约束作用而被资本给予较高的工资，另一方面由于培养和训练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较高，加上其较强的创新能力及付出复杂劳动而获得较高的工资。为激励高技能劳动者进行高强度创新和产出，资本家往往会给予其部分股权激励，普通职工或者是没有股权激励，或者是持股份额较小，从而加剧了收入极化效应。

  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仍会存在大量经历数字化转型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与智能企业相对，这里称之为一般企业。智能企业由于数据生产资料的垄断、智能技术的积累、创新人才的汇聚等，往往会发展为大型智能企业。一般企业则在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下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大型智能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利润收入的极化效应通常来自四个方面。其一，大型智能企业拥有数据、技术与人才等关键要素，能够以更高效率创造更高质量的产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出售，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与此相反，经由普遍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后，一般企业的产品生产效率普遍提高，这会导致产品价格大大下降，利润率也相继普遍降低。其二，相较于一般企业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大型智能公司能够依托其垄断性市场地位攫取垄断收益，收益来源差异加剧了利润收入的极化趋势。其三，大型智能企业为一般公司可以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在卖方垄断条件下，会导致剩余价值在一般企业与大型智能企业之间的转移和再分配更加有助于后者，二者的利润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其四，在数据资本所有制条件下，大型智能企业更容易借助于算法在全世界市场中进行偷税、漏税与逃税等监管套利活动，更容易向国家权力领域渗透。在监管套利、大型资本与权力勾结等的作用下，利润收入的极化效应进一步加剧。

  随着数字化的经济向智能经济升级，数字鸿沟历经深化、延伸和升级将演变为智能鸿沟。中心国家在数字化的经济时期集聚的要素资源优势尽显，凭借庞大的数据生产资料、先进的智能技术、稀缺的顶尖人才支撑而拥有较高的国别生产效率，外围国家则由于智能基础设施不足、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薄弱、数据所有权丧失等原因，具有较低的国别生产效率。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表明，从2023年到2040年，生成式AI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0.1%—0.6%，将生成式AI与所有其他技术相结合，工作自动化可使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0.5%—3.4%。智能经济生产率优势促使中心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按照高于国别价值的国际交换价值进行交换，外围国家则按照低于国别价值的国际交换价值进行交换，智能鸿沟由此深化。其次，相对于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具有较强的人工智能投资能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麦肯锡公司相关研究表明，2020—2022年，美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吸引了约80亿美元的投资，占同期此类公司总投资的75%。投资能力存在的差距将进一步导致智能经济发展形成差距。最后，人工智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和占有外围国家的数据、算力等智能经济关键资源，掠夺智能经济商品市场，还会采用政治孤立、技术封锁、算法歧视及其他非经济手段对外围国家的知识产权认证、智能技术创新、平台企业未来的发展等进行打压，限制其智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智能鸿沟进一步加深。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呈现新的发展的新趋势，大多数表现为智能生产社会化与智能资本集中化、财富创造易化与智能鸿沟深化、智能生产力快速地发展与剩余价值获取危机、世界交往民主化潜力显现与智能霸权主义崛起等四个方面。

  平台经济使生产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发展，智能经济则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的生产社会化。在智能劳动条件的辅助下，劳动者“具身化”劳动方式转向“离场化”的行业范围大幅扩展、时间和空间限度更加宽泛，资本可以在更多行业面向全球雇佣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进一步全球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从数据生产资料的挖掘、智能技术的开发到智能生产资料和智能生活产品的生产，每个环节都由全世界内最具优势的企业来完成，生产社会化将达到空前的程度。此外，面对人工智能重点项目与颠覆性技术，往往需要全球的通力合作，全球合作的加强将进一步促进智能生产社会化。智能生产社会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求智能生产资料的共有、共用和共治，这和AI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现实正好相反。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中，智能资本愈发集中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发展为超级平台，科技公司发展为科技寡头，人工智能公司发展为人工智能巨头，而这些超级平台企业、科技寡头和AI巨头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资本家手中，智能资本集中化程度近乎极限。智能资本集中化一方面由于单个企业的生产营业范围扩大化、企业内部分工深化、生产大型化而具有促进生产社会化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与智能生产社会化之间充满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将不间断地积累，直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应人工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智能生产危机或将到来。

  人工智能革命将颠覆性改变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和基本内容。从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力来看，工人所掌握的智能化知识更为丰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从科学力和工具力来看，人工智能科学持续不断的发展，智能化生产资料效能不断的提高；从管理力来看，智能平台叠加算法管理，释放了管理和协调效率。从社会财富的内容来看，从智能家居、智能驾驶、智能文娱到智能购物等智能生活资料数量和品类持续不断的增加，人形机器人、类脑机器设备、客服机器人等智能生产资料品类和数量不断丰富。此外，人工智能革命将大幅度的提高对清洁能源、生态资源等自然财富的开发能力，从而“不断发掘出保证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新的自然财富源泉”。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呈现社会财富创造易化、社会总体财富持续增加的趋势。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财富创造的易化并不必然带来财富分配的公平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人工智能经济所带来的巨量财富只会集中在少数国家、少数企业、个别阶级、阶层和少数资本家手中。除前述表现为收入层面的智能鸿沟外，社会财富层面的智能鸿沟也更广泛、深刻和复杂。从关键生产资料来看，数据生产资料、智能化机器设备等关键生产资料主要为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少数AI企业和少数资本家所有；生产资料数智化程度差距将导致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智能鸿沟深化；关键生产资料占有差距则会导致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智能鸿沟。从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能力来看，除劳动力因素外，社会财富创造的工具力、科学力、管理力、对象力等均掌握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和少数资本家手里，因此，智能鸿沟面临进一步深化的趋势。

  人工智能通过“创造性破坏”将催生大量更具创造性的新劳动形态，并将衍生大量数据工程、算法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训练等新职业，这些新劳动形态和职业类型成为“发达的生产力源泉”。

  常规劳动则在智能化机器设备的辅助下实现了数智化转型，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成倍增加。智能机器设备、类脑智能设备、智能平台等生产资料具有近乎为零的折旧成本和极低的精神损耗，并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部分智能设备还可以独立从事部分劳动。劳动对象范围扩大，数据、智能产品等成为新的劳动对象。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共同质变下，智能生产力将快速地发展。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仍未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最大化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竞相以AI替代人，资本有机构成将逐步的提升，利润率趋于下降，在长期过程中威胁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获取危机初步构成。而且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终究是以资本为中心，其所产生的成果的绝大部分为资本家所侵吞，而不会惠及全体人民。其结果是，庞大的智能产品极度缺乏购买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没办法实现，剩余价值获取危机进一步深化。

  在制度完备和算法中立的条件下，AI可以在国际社会推动形成更加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在国家间的便捷化流动、智能化处理有助于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遵守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章程与规定，还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威胁、数据与网络安全等全人类难题，促进世界交往的民主化。然而，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能确保人工智能及其算法的中立性。更要产生了警惕的是，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新的霸权形式——智能霸权主义。在超级平台企业、科技寡头、人工智能巨头等垄断力量的加持下，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其他几个国家的竞争性公司进行打压，以强权影响国际机构的公正性、干预国际事务，贸然挑起局部战争等。人工智能向政治、军事领域的渗透，会促进导致智能霸权主义的崛起。事实上，军事领域的智能霸权主义慢慢的开始出现苗头。从“广岛人工智能进程”部长级别的会议的两次召开，到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日本《人工智能战略》的持续更新，再到美国国防部成立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最后到AI在武器装备以及通信、决策指挥等网络系统中的应用，无不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正企图联合布局、谋划AI领域的霸权。这种霸权逻辑会极度影响世界交往的民主化进程。